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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日化用品是竞争极为激烈的行业，联合利华也远未达到市场支配地位（市场份额过半才属于支配地位），因此联合利华的涨价也并不会对消费者的选择权造成实质性伤害。

而在这些改革中，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改革不是以牺牲增长为代价，因为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容易形成改革共识，就会形成一定的改革阻碍力量。如果我们不习惯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而对经济采取各种刺激政策，设想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打个比方，如果刘翔的生产要素供给(体能等)和他的生产率(训练水平)能够允许他跑出12秒的成绩，但是社会需求(主管单位的行政干预、社会舆论的忽悠、广告商的物质诱惑)硬要刘翔跑出10秒，结果就是经常性的受伤。

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7.7%，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大致也是这个情况。第四种情况是弱供给和强需求的组合，即如果不接受目前的增长率而过度刺激将导致超越潜在增长率。总之，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多因素也都发生了变化。改革红利有哪些呢？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改革，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

长期看，经济增长速度降下去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永远达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中国长期需求方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外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三驾马车，一直是不平衡的。这里的一个案例是广汽集团与吉奥汽车的合作，其合资公司中，广汽集团占股51％，吉奥汽车占股49％。

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国经济和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差异和超大型的社会规模恰恰是让各个基层单位发挥创造力、想象力，不断探索的最佳条件。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被加入WTO后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压倒，反而表现得出乎意料的优异。  十年磨一剑 说这一轮改革人们期待了10年并不为过。过去10年以来，在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顶层设计。

这一轮改革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走势，关系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系未来的大格局，也关系到政府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值得期待的经济改革措施 就经济领域而言，若干重大的改革措施值得期待。

我们期待，中国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逐步改造为一系列类似于由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或者韩国国家投资公司等投资基金持股的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长期持有相关投资基金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改革的停顿也的的确确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沉淀下了种种矛盾，在经济运行层面，出现了民营投资乏力、金融体系风险聚集、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等问题。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伟大实践，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给出百分之一百的答案，只能让实践走在争论的前面。其另一新意在于，不囿于议而不决、裹足不前的顶层设计，注重发挥基层的创造性、因地制宜进行探索的改革方式。

一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顶层设计无非是指出一个探索的方向，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找到答案，必须发挥基层的创造性。金融体系经过上一轮改革，已经脱离了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困境，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仅仅在经济体制上做文章已经远远不够了。

同时，相当一部分民营经济也可以进入到金融体系中，通过它们的运作让中国的储户得到更好的投资回报。  新一轮改革新在何处 这一轮改革新在何处呢？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发轫于农村，1984年的改革将其经验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铺开，那么，这一轮改革的新意是，它将触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触及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的骨髓，从而重构其造血功能。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进一步放开对民营经济的限制。中国各个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大不相同，发展格局大不相同，人口饱和度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同地区的户籍具有不同的含金量。

实践证明，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往往变成了顶层争议。这是由于基本社会福利体制尚未全面建立，而市场经济发展的收益并没有通过适当、合理的政府干预加以再分配——其中涉及对超额利润的征收以及基本社会福利的发放，从而使得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部分短期失意者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可以从短、中、长期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就经济增长而言，长期来看，由于内外部一系列禀赋要素变化所决定，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降低，经济增速重心正在下移，三十年以来超高增长速度正在成为历史，而适度快速的次高增长依旧可期。新工具的应用也将发挥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宣示功效，更有明确与有针对性地引导市场的理性预期。从实际来看，央行货币政策有限与有效选择从以下方面进行引导、优化。

而转型之中，如何以较低的成本代价完成，将是政策选择必须考虑的重要选项。而问题与挑战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景气转换是否引发经济剧烈波动与金融安全问题，二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债务问题是否引发地方经济剧烈波动与金融安全问题，三是经济短期的向下波动是否对就业、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稳定的经济转型环境首先需要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需要从这一角度认识货币政策的常态化调整。从长期来看，中国资本稀缺程度将会持续降低，资金成本长期来看也是一个不断降低的过程。

长期而言，应当弱化准入管制，多渠道、全方位地培育市场主体，扩大场主体间竞争，打破与弱化既有的垄断局面，依靠市场化方式实现资金成本在均衡水平上的合理波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小微企业以及节能环保、新能源、医疗健康等产业的信贷支持体现出同样的差异化信贷政策设计。

中期而言，中国经济处在这种由超高到次增长的换挡期，增长方式的转变促使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转型成为当前阶段的首要课题。今年三季度以来，经济面临增速下滑压力，宏观数据的表现欠佳，使得市场再度出现货币政策宽松加码预期。这不同于降准引发金融系统全面的货币创造，SLF投放只局限于五大行，且只是在抵押保证之上提供一种便利，即在满足定向金融机构的或有需求。而从多个层面来看，目前货币政策改漫灌为滴灌进行精细化结构与定点调控，这一思路与政策基调将继续保持。

进入专题： 货币 利率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形势是良好的，指标性的判断依据是就业稳定与物价稳定，这两个指标的稳定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

今年年初以来，央行操作总体呈现一种中性特征，其规律是在一、二周净投放之后间歇性地对应进行净回笼，一般在长假、季末之前，当加大净投放力度，其后进行回笼对冲操作。三是在特定需求领域进行差异化政策安排，表现在政策性银行对特定需求对象提供支持，以及特定行业（如房地产）反顺势而变的操作安排与预期管理等方面。

对于可以改进的方面，当前阶段，应当在强化监管、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更积极地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有效发挥其在降低资金成本、打破市场垄断、推动金融生态重塑方面的积极功能。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更多鼓励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疏通市场融资渠道，满足市场差异化之需，主渠道的资金供给渠道疏浚也是有效降低不规范的民间信贷市场资金成本的有效手段之一。

总结而言，当前不动用总量工具可以给经济形势更急需之时（如就业、价格继续回落出现通缩等）使用留有余地。更不同于降息因直接降低社会资金成本而全面刺激需求。二是公开市场在平衡操作更加灵活。长期政策选择折射出的认识变化是，货币政策由更多着眼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币值稳定调节。

而中性操作在总量、期限、利率调节、操作时间间隔宽度与幅度等方面可以匹配选择，仍有很多的发挥空间。仅就房地市场而言，需要综合考虑地域金融与地方经济短、中、长期发展而进行适度、及时的政策差异化调整等（房地产政策治本方面的顶层设计，应当考虑国情、实行在一定减免基础之上的房产税政策，以此构建市场预期的稳定之锚）。

SLO与SLF自去年调整之后得以有效使用，央行最近向五大行投放5000亿元为期三个月的常备借贷便利（SLF）。包括大力支持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市场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

转型与改革势属必然，改革之中是否做到了较低成本将是观察重点。四是对改革释放红利，在不动用总量工具的前提下，降低信贷与市场交易成本更需要依靠改革引导市场对货币、利率下行的适应性预期。